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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收入 朝廷靠放贷筹钱（第1页）

现金收入：朝廷靠放贷筹钱

那么问题来了，朝廷还会给官员发放现金吗？

如果兵部侍郎今天想买点食盐、茶叶，于是扛着麻袋上街吆喝；明天想上街打点酱油，于是推了一车稻米去杂货铺；老婆和小妾需要买胭脂，小推车又出门了；晚上和文人雅士搞个聚会，酒肆门口摆满了粮食……

这样的生活，该是何等痛苦啊。

贞观年间，李世民的日子过得也很苦，虽然手上有点现金储备，可是需要拿来用于供养军队、皇室消费、赏赐官员。至于官员的日常俸钱，李世民表示，这个待遇肯定是有的，但是不能拿国库的钱直接开销。

为了给官员筹钱，李世民想了个办法：放高利贷。官方高大上的说法叫“公廨本钱”。

操作主体：京城各司的令史。

令史就是胥吏，是政府办事人员，非领导岗位，和官员有本质的区别。比如尚书省兵部的职方令史、书令史等。鉴于他们都有同样的工作任务，李世民取了个高大上的名字：捉钱令史。通俗的名字其实就是信贷员。

操作编制：每个司只有九名编制。

操作规则：捉钱令史找官署领取五万钱（约50两银子），也就是他们的活动本金，每个月向官署缴纳利息就可以了。

至于捉钱令史怎么捞钱，完全靠他们自己的智慧。

比如，他们可以在民间寻找“有诚信、有眼光、有生意、无本钱”的商人，然后双方签订契约，在规定的时间收回本金和利息。当时，市场的年化利率基本能达到60%～70%，只需要一年多的时间，朝廷的钱财就可以翻倍。

比如，信贷员有了本金，可以自己做点小买卖。在那个年代，有官方背景，就有了强买强卖、破坏市场规则的能力，牟取暴利就是小儿科的事情。

再如，如果你觉得前两种办法很麻烦，完全可以自掏腰包，上缴利息。

说白了，性质等同于卖官鬻爵。

在那个年代，胥吏很难升官，除非领导特别赏识，或者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如今有了晋升的渠道，胥吏砸锅卖铁，或者和商人勾结借贷也在所不惜。

在缺钱的年代，信贷员的回款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怎么说呢，70%的利率只是平均水平，不是业务精英的水平，为了培养理财小能手，李世民下达了一个指标：只要能完成每个月4000钱的利息收益（年化利率达到96%），而且一年后收回本金，就由吏部登记在册，给他们授予官职。

效果是显著的，一年多时间，就有六百多个信贷员晋升为国家官员，充斥在七十多个政府部门中。我们可以算一下，每个部门九个编制，七十多个部门，刚好是六百多个信贷员。也就是说，只要获得信贷员的资格，您就会想尽办法完成李世民的业绩指标，然后晋升为官员。

这样一来，就有两类人很讨厌他们的存在：一类是十年寒窗苦读的学生，信贷员不经过考试就能做官，那自己的奋斗还有什么意思？另一类是既得利益者，作为门阀子弟，却和信贷员同朝为官，这是很掉面子的事。

谏议大夫褚遂良满怀怨愤，悍然上奏道：朝廷开科取士，尚且有知法犯法的人，更何况这些无耻的市井之徒，绝不能让他们入朝为官。

李世民是个信奉实用主义的皇帝，谏臣的话，李世民愿意听，可信贷员是不是要存在，还是由李世民说了算。至少在贞观一朝，信贷员活得很滋润。

信贷员这个职业，不仅中央政府有，地方政府也有。操作模式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地方信贷员没有晋升的资格。

到了唐高宗李治一朝，官员的工资待遇有了明显的改善。

比如，官员的现金收入稳定下来。

再如，取消年薪制度，改成月薪制度。官员们不再苦哈哈地盼望着一年一度的“领薪”盛典，而是每个月都有入账，生活有了保障，也有了些仪式感。

公元664年，一斗米的价格是五钱，一石米的价格是五十钱。

还是拿中书侍郎为例，待遇如下：禄米300石，职分田租子420石，现金收入换算成粮食大约是1008石，总收入约1728石，基本能满足家庭的开支。

还有一种有趣的算法，将官员薪酬折算成现今的人民币。

1728石是145152斤（一石等于84市斤），按照大型超市2。5元斤的大米价格，年薪大约是36。3万元。同样的粮食，折合唐代白银86。4两（一斗米五文钱）。如果折算成唐代白银的购买力，一两唐代白银大约是4200元人民币。

这种算法是一种估测，核心逻辑是只看官员获得的粮食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