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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旅程(第1页)

四月,刻律德菈乘日本邮船“浅间丸”横渡太平洋。

横滨港在细雨中迎接她,码头上站著日本外务省的接待官员,穿著剪裁考究的西装,鞠躬的角度恰到好处。

一切看起来都井然有序,彬彬有礼,像一盘刚开局的棋——所有棋子都在正確的位置上。

但刻律德菈感觉到了不对,不是她看见了什么异常,是她看不见什么。

码头上没有记者团——日本外务省以“公主殿下旅途劳顿”为由婉拒了所有媒体。

车队途经东京市区时,街道安静得过分,没有围观的人群,没有挥舞小旗的民眾,只有偶尔从车窗外掠过的黑色警服和便衣。

日本官员对此的解释滴水不漏:“为了殿下的安全,我们做了必要的安保安排。”

这种安静不是静养,是静默。像一个屏住呼吸的人,不愿让外人听见自己心跳的节奏。

她在东京先下了几盘棋,对手是日本棋院推荐的几位西洋棋手。日本西洋棋的根基很浅,最强者也不过欧洲大师水准。她全贏了,贏得毫无悬念。

真正的棋局在棋盘之外。

日本外务省为她安排了参观——皇宫外苑、明治神宫、上野公园。每一次参观都安排得无懈可击,陪同官员的解释温文尔雅,鞠躬的角度永远恰到好处。

但每一次,刻律德菈都能感觉到那些没有被安排进行程的东西——车窗外的街道上有列队行进的少年团,穿著制服,表情肃穆;帝国大学校园里贴满了“爱国周”的標语;报纸的头版上全是满洲国的新闻,標题用了“共荣”“王道乐土”这样的字眼。

她想起了罗斯福在华尔道夫大厅里说的那句话——“这个国家正在选择一条路。那条路上没有红绿灯,也没有剎车。”

她来晚了一步——就在她抵达日本前不久的1932年3月1日,偽满洲国在关东军的刺刀下宣布成立。

在她抵达东京之前四个月里,这个国家已发生了太多事:2月,血盟团暗杀前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3月,三井財阀总帅团琢磨倒在枪下;

5月15日,首相犬养毅在首相官邸被海军少壮派军官刺杀,只因他在九一八事变后试图寻求和平解决中日衝突。

那些扣动扳机的年轻人被捕后,没有任何悔意。全国各地超过一百万份请愿书雪片般飞向法院,为他们请求减刑。整个国家正在被一种狂热的、失控的力量裹挟。

东京给她的印象与伦敦和纽约截然不同。

伦敦的问题是“退”——退回帝国贸易圈,退回孤立的安全感。

纽约的问题是“陷”——陷入大萧条的泥淖,信心崩溃,所有人都在等待一个能重建信任的人。

而东京——东京的问题是“冲”。所有人都在往前冲,没有人控制方向。

在离开东京的前一晚,刻律德菈站在帝国酒店的窗前,望著这座灯火明灭的城市。

东京的夜色很亮,比罗马亮,比伦敦亮,比纽约亮——但那种亮不是繁荣,是燃烧。

刻律德菈握著手杖,水晶王棋在暮色中微微发亮。

她忽然想起了前世学过的清末思想家郑观应的一句话,那是在后者在写《盛世危言》时写下的,此刻隔著时间与空间,忽然浮上心头——

东方有许多国家,日本靠维新变法迅速崛起,曾几何时还被视为东方最强的国家。然而它倚仗武力,向外扩张,这种兴盛就像天上的云,虽然看起来绚烂,风一吹就会消散。

她没有对任何人说出这句话。

马尔蒂尼站在她身后三步远的位置,沉默得像一块石头。

他不懂日语,不需要懂——他只需要看出哪些人在跟踪他们,哪些人不是。

在银座街头,他至少发现了三拨不同的人在交叉盯梢。不同寻常的是,其中一拨不是警察——他们的站姿太像军人,眼神太冷。

“殿下,”马尔蒂尼低声说,“这地方,比西西里还危险。”

刻律德菈没有回答。手杖在她手中微微握紧。

五月,刻律德菈乘“上海丸”从长崎驶向上海。

黄浦江的河水是浑浊的黄色,裹挟著泥沙和垃圾缓缓流过外滩。江面上,日本军舰停泊在中心航道——炮口对著上海市区。

上海在流血。

三个月前,日本海军陆战队与第十九路军在闸北区激战月余,一二八事变的硝烟还没有完全散去——闸北的废墟还在冒烟,商务印书馆的灰烬还堆在宝山路的旧址上,东方图书馆的四十万册藏书化为飞灰——空气中瀰漫著一股混合了焦炭、腐水和江风的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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