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了。
天冷了,我喜欢买烤地瓜,白气从炉子里冒出来,甜丝丝的。每次路过我都会买一个,拿在手里暖着,走到家也没吃,凉了就扔了。
也不知道买给谁的。
接客的时候更走神了,有几次客人直接摔门走了,钱也没给。我无所谓,躺在那里盯着天花板,水渍还在,一直没修。墙皮掉了一片,露出灰色的水泥。
烟抽得比以前凶。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是摸烟,晚上睡前最后一件事是掐烟。嗓子一直不舒服,干咳,也不想去看。
抽屉里的银行卡和纸条还在。有时候会拿出来看看,那两百块叠得整整齐齐,四个角对得齐整。我想象她叠这个的时候,是不是坐在沙发上,低着头,手指一点一点把它压平。
茶几上的杂志我翻过一次。她看的那篇讲海边的文章,配图是一片蓝色的海,沙滩上有两个小点,大概是人的背影。我把那页折了个角,后来又翻过去了。
天冷了,阳台上的晾衣绳空着,风大的时候会发出呜呜的声音,我有时候半夜醒来,听见那声音,会以为是她在外面敲门。
打开门,走廊空空的,只有声控灯亮了又灭。
我妈给我打过一次电话。我没接。她发了条消息,说她在老家过得挺好,让我别找她。我没回,把聊天记录删了。
那个巷子我后来去过几次。白天去的,巷子里什么都没有,只有墙根长着青苔,地上有碎玻璃和烟头。墙上有用粉笔画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其中一个画了个歪歪扭扭的箭头,写着“走这边”。
冬天了,天黑得早。五点不到天就灰蒙蒙的,路灯还没亮,巷子里很暗。风吹过来,灌进领口,凉到骨头里。
她穿那件灰色卫衣,不知道够不够暖。袖子那么长,能盖住手指头,但料子很薄,不挡风。
接完客回家的路上听到老城区那些混混说着八卦,说是有几个没爹没妈的孩子组了个团伙,专偷商场和车站的游客。领头的是个姑娘。
我听到的时候正蹲在巷口抽烟,手指夹着烟,半天没动。灰白色的烟从指缝里升起来。烤红薯的香味一阵一阵飘过来,明明很甜,嘴里却发苦。
“领头的姑娘?”我问那个跟我说的混混,“长什么样?”
“瘦,看起来营养不良,眼下有颗痣。”
我手里的烟灰掉了一截,落在鞋面上不是没想过会是这个结果。她离开的时候没有钱,能撑多久?一个十六岁的姑娘,没学历,没身份证,没人管。走到哪儿都被人盯着,像一块掉在地上的肉,谁都想踩一脚。
她能怎么办,我把烟掐灭,站起来。
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回头问了一句:“他们一般在哪一片活动?”
“城东那个商场,负一楼的游戏厅那边。不过这几天风声紧,不知道换地方了没有。”城东。离我这六站公交,四十分钟。
第二天下午我去了。
商场负一楼,空气里弥漫着爆米花和消毒水的味道,灯光惨白,照得人脸发青。游戏厅门口人来人往,几个半大孩子蹲在抓娃娃机旁边,假装在玩手机。
我一眼就认出了她。
她换了一件黑色的棉服,还是大了一号,拉链拉到最上面,下巴缩在领子里。头发又长了一些,没有扎,散着,垂在脸侧。
她靠在一台游戏机旁边,低着头看手机,刘海遮住半张脸。
旁边有个男孩凑过去跟她说了什么,她没抬头,只是轻轻摇了摇头。我站在自动扶梯旁边,隔着大概十几米,看着她。
商场广播在放一首很老的流行歌,声音不大,混在各种嘈杂的声音里。有人在喝奶茶,有人在拍娃娃机,没有人注意这群孩子。
她就那么靠着游戏机,安安静静的,像一株被风吹到角落里的野草。我转过身,假装在等人,背对着她站了一会儿。
我朝她走过去。脚步不快不慢,穿过人群,穿过爆米花的气味,穿过那些嘈杂的音乐和笑声。站到她面前的时候,她抬起头。
那双眼睛看到我的瞬间,瞳孔猛地缩了一下。
“……哥。”
这一声比上次还轻,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带着颤。
旁边那个男孩警觉地看着我,往前迈了半步,挡在她前面。
我没看他,一直看着沈玉。
“混得不错。”我说,声音比我预想的要平静,“都当老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