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笔趣阁

§第21章 人事关系与劳工关系（第1页）

§第21章人事关系与劳工关系

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通用汽车内因国家问题引发的大规模罢工已经是17年以前的事情了。当我们这些人回忆起20世纪30年代中期激烈而充满危机的气氛，或者1945—1946年战后大罢工带来的痛苦经历，都会觉得过去的17年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已经在没有牺牲任何基本管理职责的前提下走过了这段岁月。经常引起争议的是，有人指责我们只是通过刺激通货膨胀的劳资协议才保持了劳资关系的和谐。这是一个过于复杂的问题，在这里无法展开讨论，但是，我并不认可这一观点。

在开始介绍我们与劳工组织的关系之前，我认为应该首先提醒读者，我们的很多人事政策和劳资谈判没有什么关系。1963年初，通用汽车在全世界拥有的员工总计63。5万人，其中约16万是拿月薪的员工，他们中只有极少数人是劳工组织的成员。另外，公司里大约有近35万工会会员在合同条款之外还取得了一笔不小的福利，并且其中一部分人甚至是在现代劳工组织出现之前就已经享受这些福利了。我们工厂里的娱乐设施、我们对员工建议的报酬、我们对员工的培训、我们对雇用残疾人的规定—这些都已经超出了合同的范畴。早在20世纪20年代，通用汽车就开始为员工提供很多福利了。有些福利体现为各种设施—比如，我们为员工提供的一流医疗服务，精致的自助餐厅，衣帽间、淋浴和停车场。

早在1926年我们就为员工提供了一组寿险项目。1919年，约翰·拉斯科博先生就设立了储蓄投资计划。1929年，参与这一计划的员工总计18。5万人，占当时全部员工总数的93%；他们在储蓄投资计划中的储备金总计达到了9000万美元。当银行于1933年歇业的时候，我们预计我们的员工会将他们的存款从储蓄和投资计划中撤出来。但是，他们几乎一致坚持让我们继续掌管这笔钱—这充分体现了员工对公司稳定发展的信心。1933年的《社会保障法》和《证券法》开始执行之后，我们最终于1935年底中断了这一计划。

现在，对美国和加拿大拿月薪的职员而言，他们可以参与通用汽车的储蓄—股票购买计划。根据这一计划，他们最多可以将他们基本工资的10%存入一种特殊的基金。他们每存入两美元，公司就会相应地在他们的账户中存入一美元。这笔基金的一半被用于购买政府公债，另外一半则用于通用汽车普通股的投资。所有的利息和分红都被用于再投资。参与这一计划的员工已经超过了有资格的月薪员工总数的85%。在1955年的合同谈判中，我们还向领取计时工资的工人开放了这项计划，但是后来因为补充失业福利计划—这一计划将在后文讨论的效果更好，他们选择了后者。

储蓄—股票购买计划只是现在领取月薪职员所享受的额外福利之一。绝大多数人都和领取计时工资的工人一样享受生活津贴。领取月薪的职员享受的福利包括：多种寿险项目、医疗保险、健康事故险、养老金和遣散费等。领取计时工资的工人在这些领域也享有相应的福利。

当然，我们的人事部门的职责并不仅限于员工福利。人事部门也负责员工的招聘、聘用和培训。比如，我们的工长培训计划就是我们引以为豪的项目之一。我们采取了各种办法来争取将工长的士气始终保持在最高的水平上。1934年，我们为这些工长提供了月薪；1941年，我们开始实施一条新规则，即保证这些工长的工资比他下辖工人的最高工资高出25%。另外，从“二战”早期，这些构成我们一线监督队伍的工长就开始享受加班津贴—尽管联邦工资工时法并没有要求为督工提供加班津贴。但是，或许我们工长士气高昂的最重要原因是我们在纪律和工作标准上给他们的强力支持，他们知道，我们认为他们也是管理层的一分子。

前面的事实表明，我们的人事部门除了众所周知的与汽车工人联合会谈判的职责之外，还有许多其他职责。尽管1931年就首次在公司的层次上正规地确立了人事管理的职责，但是，直到1937年我们才将所有人事项目都统一到公司的层次上。从那之后，人事部门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为公司提供服务，一种方式是作为专家为公司提供建议和咨询，另外一种方式是作为一群在公司的授权下与工会谈判并管理合同的高级行政人员。顺便说一句，我们的人事部门通常并不介入我们的四步员工投诉处理程序；只有当该处理程序进入第四步，也就是进入仲裁程序之后才需要公司人事部门介入。从1948年至1962年，平均每年根据这一程序进行处理的投诉总计达76000件。大约有60%的投诉都在第一阶段就通过工长和工会委员会的处理解决掉了；在第二阶段，由工会的车间委员会和由工厂自己的人事部门组成的管理委员会之间进行的协商所解决的投诉约占30%；还有约10%则进入第三阶段，这时的仲裁机构是一个四人委员会，其中两个人来自工会的地区性办公室，另外两个人则是部门管理层的代表。每年平均只有63件进入第四阶段—不到全年投诉数量的0。1%—即由一个中立仲裁机构来处理。

很显然，人事部门的责任非常沉重，尤其是在处理和工会相关的问题时更为沉重。因为在处理这些事情的过程中总是存在着对公司造成巨大伤害—并进而对公司员工造成严重伤害—的可能性。一方面，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避免各种规模的罢工；另一方面；我们决不可以屈从于不合理的经济要求或放弃基本管理职责。同时避免这两种情形决不是件容易的事，然而，在过去的15年中，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战后早期，我们和工人的关系似乎有段距离。1945年至1946年大罢工结束的时候，汽车工人联合会已经成为了当时国内两三个最大的工人组织之一，拥有会员数近百万人。该组织的很多代表都对私有企业抱有敌意。无论是在内部，还是在与其他工会的关系上，汽车工人联合会都陷入了各种朋党冲突之中。对于我们而言，这种冲突的主要结果就是各方面都比着拉开与公司的距离。

更糟的是，似乎在每次大型危机中，汽车工人联合会都能争取到政府的支持。政府的态度又倒退到了1937年静坐抗议时的情形。当时工会强占了我们的财产，而我们并不打算与他们谈判。静坐抗议是违法的，后来最高法院的裁决肯定了这一点。但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劳工部长弗朗西斯·伯金斯和密执安州州长弗兰克·墨菲持续向公司施加压力，并对我个人施加了压力，要求我们和那些强占了我们财产的罢工者举行谈判—这种压力直到我们被迫答应与那些人谈判才消失。后来在1945—1946年长达117天的大罢工中，杜鲁门总统再次正式支持工会充满矛盾的要求。工会认为应该根据我们的支付能力来决定工资增长的幅度。我们成功地抵制了这一不合理提议，但是，我认为总统的声明强化了工会的公众地位，从而延长了罢工时间。

战后早期还有一个因素对劳工问题产生了影响，即当时存在着严重的通货膨胀。1946年取消价格控制后，零售价格上升了17%。1947—1948年的增长幅度也超出了10%。工会在通货膨胀时期的自然倾向就是要求提高工资，并且提高的幅度要能够弥补预期的通货膨胀，这种方式进一步推进了物价的上涨。战后年复一年的工资和物价轮番上涨正是这种通货膨胀恶性循环的范例。汽车工人联合会认为自己是劳工运动的带头人—这一点可能是正确的—因此，一旦它支持某种要求，这一要求就很有可能成为新一轮通货膨胀所引发的需求中最显著的一种。通用汽车经常面临着这种境况。

1947年，我们并没有遇上大规模的罢工，但是，这并不能消除我们对战后劳工关系的恐惧。事实上，这一年的谈判过程中发生的一些事情使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更加尖锐起来。4月中旬，当我们还在进行谈判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听说汽车工人联合会正在计划争取让底特律地区的工人停工，去参加一个工会组织的反塔夫脱—哈特利法的示威，国会当时正在考虑是否通过这一立法。当然，这场计划于底特律举行的示威是汽车工人联合会自己的事，但是，工作中断却对我们直接产生了影响。我们向谈判代表指出，在三种情况下停止工作去参加集会将明显违反合同中罢工和停工部分的条款，凡是走出工厂的工人都将违反合同。（经历了1937年的静坐抗议之后，我们就坚持在未来的合同条款中必须对停工行为进行惩罚。）工会代表温和地告诉我们，这次罢工得到了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批准，但是，他们也会将我们对此事的观点反映到该委员会。

1947年4月24日下午2点，就在新合同签订的当天，罢工开始了。这次罢工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因为公司在底特律地区的七个工厂中，总计有19000位领取计时工资的工人并没有参加。但是，还是有13000位工人参加了这次罢工，并且，在此期间，他们做出了无数胁迫性甚至是违法的举动。在我们看来，这次事件似乎表明汽车工人联合会已经改变了他们早期随意违反合同的态度。我们和以往一样对此表示了充分的肯定。出于严肃纪律的考虑，我们解雇了15名工人，并长期暂停了与25名工人的合同。这40个人中有4个人是地区工会的负责人，6个是车间委员会的负责人，22个是车间和地区委员会成员。另外，还临时暂停了与401位员工的工作合同。

当然，工会拥有向最高仲裁机构申诉的权利。但是，它选择了与公司进行谈判，并最终承认它违反了规定。在最终于5月8日签署的正式谅解备忘录中，工会明确表明这种停工确属违规。作为回应，公司将解雇名单中的15个人转到了长期暂停合同的名单中去，并对最初的惩罚决定进行了修改。

随后的几年里，我们的劳工关系显著好转起来，并且，工会内部也逐渐开始稳定起来。

改善劳工关系的关键之一就是1948年的集体合同谈判，但是其中的主要条款则是在后续的合同中解决。由于这些条款在通用汽车后来的事务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所以我将在本章的剩余部分详细讨论这些条款以及它们的背景。

在处理与领取计时工资工人的劳工关系上，1948年的合同为我们带来了两个主要的创新。首先，它取消了与工会每年进行的经济条件谈判，取而代之的是长期合同。合同时间跨度为两年，1950年又续签了一个五年合同，然后又续签了三个三年合同。这种长期合同为公司制订长期计划提供了保证，同时也为公司高级执行人员节约了宝贵的时间，因为劳资谈判总是要耗费公司最高行政人员的大量时间。长期合同还减轻了我们的员工对年度合同的顾虑，使其不用再为可能的罢工而忧心忡忡，从而使他们可以以更大的信心去规划自己未来的事情。

1948年合同中的另一创新就是所谓的通用汽车工资公式。这一公式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自动条款”，它根据生活费用的变化为员工提供工资补贴；另一个是“年度改善因子”，它保证了员工能够分享由于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效益。整个公式反映了公司在工资计划中引入理智和可预测性的努力；特别是，其目标在于至少部分结束我们在过去制定工资时各方力量的冲突。

我们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展开了对这类合理工资计划的探索，特别是1935年，我们开始对将工资与生活费用变化联系起来的做法产生了兴趣。最初，我们曾考虑过使用劳工统计局的地区生活费用指数，而不是采用他们的全国的指数。1935年，劳工统计局发布了一份反映　32个城市生活费用变化的报告。通用汽车在包括底特律的12个城市中拥有工厂。但是，通用汽车还有很多工厂的所在城市并没有在该报告中得到反映。这个现实问题也是我们当时没有实行这项计划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就是1935年消费者价格指数相对稳定，而且实际上这种稳定一直保持到了1940年。在这几年中，物价的波动对我们的工资调整并没有真正的影响。

但是，1941年间国防计划的推行导致物价急剧上涨，我们和我们的员工开始面临通货膨胀的考验。1941年4月1日，我给国家工业会议委员会主席维吉尔·乔丹写了一封信以征求他对建立与生活费用指数挂钩的工资计算公式的想法：

你认为我们建立一个工资调整的经济学公式有必要吗？建立这个公式的基础是，我们假定实际工资在未来肯定会增长，就像在过去的　25年一直在增长那样。而且，我们认识到这种公式的一个事实，即当生活费用增长时，名义工资率就会增长，而且名义工资增长的比率能够弥补生活费用的上涨；但是，在生活费用下降时，名义工资率降低的比率应该低于其增长的比率。这将保证在数年中实际工资的增长，而且，我也相信，工人们有权利分享这种由于技术效率的提高所带来的益处，而且产业界也有义务使之成为现实。

乔丹先生对这一非正式建议的反应很悲观。他在回信中说他怀疑我们能否让工会与我们在这一工资计算公式上保持一致的态度；他认为，工会领袖们通常愿意在工资制定的过程中扮演更为主动的角色。然而，这些信件往来起到了激发我们把工资与生活费用挂钩的兴趣。

1941年，当时通用汽车的总裁查尔斯·威尔逊将我们在这一问题上的思考更深入地推进了一步。他因髋关节骨折而被迫待在医院里，并在那里对工资公式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出院的时候，他在工资调整方面得到了两点心得。其中一点心得就是基于生活费用的工资变化必须与全国消费物价指数相挂钩，否则公司将陷入不停为某些人加薪而不考虑其他人的境况—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这将完全符合相应的公式，但是却将带来实际的心理问题。

威尔逊先生所提出的第二点就是如何让工人分享由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效益提高。他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为每一位工人确定一个固定的年度加薪百分比。这项建议就是通用汽车工资公式中“年度改善因子”的起源。

尽管工资公式中的基本因素是由威尔逊先生于1941年提出来的，但是，直到1948年的谈判开始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在集体合同谈判中引入这一公式。“二战”期间政府的工资冻结政策使我们很难在工资变动上有所行动。到了1945年，很明显我们的员工只会对基本工资的大幅增长感兴趣，因为只有如此才能让他们赶上战时生活费用的飞升速度。而且，工会在1945—9146年的长期罢工中一直坚持我们应该按照支付能力的增长状况来确定工人工资的增长速率，并且坚持我们应该有效提高我们的产品价格。我们认为，在采纳任何工资计划之前，我们必须解决这一问题。到了1947年，我们再次感到我们员工的主要需求就是大幅增加基本工资。

1948年的劳资谈判开始于3月12日。起初似乎它也将遵循往年的模式，只不过工会的要求比往年更加极端。实际上，他们的要求几乎相当于将前几年艰难协商后达成的协议完全推倒重来。他们的要求包括：将小时工资提高25美分、养老金计划、社会保险计划、每周工作44小时，还有很多其他经济方面的条件。我们认为这些要求不可理喻，并且担心如果汽车工人联合会坚持这些要求，我们就要遭受一场类似于1945—1946年那样的大罢工。实际上，从1948年春的情形来看，似乎整个国家所面临的罢工形势是前所未有的严峻。钢铁和电力行业的谈判大多都陷入了僵局。5月21日，汽车工人联合会在克莱斯勒制造了一场罢工，与此同时，他们也在通用汽车其他地区的工厂里策划罢工。

但是，对于1948年的谈判而言，还是存在一些有利因素的，这就是我们与汽车工人联合会达成了一项协议，即我们之间的谈判应在相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以往我们的集体合同谈判通常都会演变成一个政治论坛，工会借此机会向新闻界发表很多激烈的言论，我们被迫公开对此做出回答。对1948年的谈判过程的适度保密使工会的要求从一开始就比以往现实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