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舷打湿了一层。码头上没有人大声说话，只有麻绳摩擦木桩的沙沙声和木桶在船板上滚动的闷响。杨保禄站在栈桥尽头，手里捏着一张羊皮纸，上面是杨定军用木炭画的屋架分解图。图旁边标着编号，从一到十七，每个数字对应一件预制构件。 “十七件屋架，一件不能少。”杨保禄把图纸折好，递给站在跳板上的年轻人，“哈维，到了地方先找阿尔贝托伯爵的人确认地界，石料就地采，不许再从山上运。这三条船卸完货就回，不等人。你在那边至少是半年。” 哈维接过图纸塞进皮筒里。他是老约翰的外甥，今年二十六岁，骨架宽大，两只手因常年握刨子而指节突出。他身后跟着三个木匠，两个是盛京木工房的熟手，一个是老约翰去年收的徒弟，叫埃里希，还不到二十岁，背着一口装满榫凿的皮箱。 “木料都编号了，”哈维说，“舅舅在工坊里试装过一遍，拆开的时候每块都做...